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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进入21世纪以来，王安石仍然深受学界、出版界关注。据孔夫子旧书网的统计，仅重印梁启超的《王安石传》就有18家出版社之多，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也有四五种不同的版本。另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个世纪宋代著名的历史人物研究中，朱熹、苏轼、司马光、张载、二程、欧阳修、曾巩、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出版数量可能都排在王安石相关的作品之前，但是2000年以来王安石在宋代人物传记的出版和编撰中，大致无出其右者，而且研究朱熹、张载、二程都是偏向经学、思想史，而研究苏轼、欧阳修、陆游、辛弃疾则都偏向文学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印量很大，只有研究王安石涉及有文学、经学、变法三个维度。
2000年以来，王安石著述及其行实的重新整理和研究有重要突破：201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水照先生主编的10册《王安石全集》和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刘成国编撰的《王安石年谱长编》6册。《王安石全集》收录迄今能搜集到的王安石的全部著述，包括前人较少注意的《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等，并按经史子集分类，其中经、史、子部著作大多为数十年来最优秀的辑佚成果。程元敏等汇辑整理了《尚书新义》《诗经新义》《周礼新义》《字说》等。刘成国是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王安石的佼佼者，从博士论文《王安石研究》（2002年）、博士后出站报告《荆公新学研究》（2004年、2006年出版）、著作《变革中的文人与文学：王安石的生平与创作考论》（2011年），到2018年出版《王安石年谱长编》6册，在充分研究王安石生平、文学、经学和借鉴前人编纂王安石年谱的基础上，按照年、月、日顺序，对王安石的一生及其家族、世系、字号、里贯、生卒年，科名、仕履、功业，创作成就和学术造诣，交游网络，家族盛衰等做了全面综合的考述，其资料之翔实是前此未之见也。《王安石全集》和《王安石年谱长编》的出版，无疑为今后深入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相对于20世纪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近20年不论是论著数量还是研究的广度都有很大的超越。2014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安石研究论著目录索引（1912—2014）》全书总计405页，其中2001年至2014年的成果几乎占了全书统计的二分之一（第228～405页），2015—2020年若再按该书2001—2014年的年平均值相加，21世纪前20年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论著总数应不少于3300篇部。当然该书的统计是分相关成果和专题成果。相关成果很泛很杂，若仅按专题成果（剔除通俗作品）计，大致不超过三分之一，若再按《宋史研究通讯》的宋史专业角度（除去了相当多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成果）计，大致又不到专题成果的三分之一。
近二十年王安石文学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研究，又远多于对王安石的生平事迹和变法的研究。这可以从自2001年以来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文史哲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以及出版的专题学术研究论著的统计得到说明。统计数据来自《王安石研究论著目录索引（1912—2014）》、中国知网和《宋史研究通讯》年度统计。
2001年至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与王安石相关的研究有427篇。其中，王安石专题研究共计133篇，其中变法研究14篇，文学研究42篇，思想研究34篇，经学研究14篇，佛道研究9篇，综合性研究20篇。2001年至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与王安石相关的研究70余篇。其中，王安石专题研究共计33篇，其中变法研究5篇，文学研究9篇，经学、思想研究13篇，佛禅2篇，生平事迹4篇。2001年至2020年研究王安石的各类编著、专著共计53部，其中变法研究10部，文学研究12部，经学、思想研究9部，佛禅研究2部，传记14部，年谱1部，其他6部。
这一时期的研究，需要说明两点：一是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泛化。此类选题如思想类包括政治思想、管理思想、人才思想、社会教化、行政法制思想、行政伦理思想、农业思想、社会控制、治道思想、治理思想、仁学思想、养生思想等。分类较笼统不好归类的计入综合类，包括个性、交游、人格、思维、君臣关系、女性观、人生观、法律考试、人祀孔庙、明朝人的评价、日本的评价等。研究王安石思想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讨论王安石政治哲学的较多。专著部分，11部传记都是2001年以后重新编写的，不包括新世纪之前编撰的《王安石传》，其它类包括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杨小敏《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张保见、高青青《王安石研究论著目录索引（1912—2014）》、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孔学《王安石“日录”辑校》等。
二是王安石文学和经学、思想研究在硕、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占有明显优势。变法研究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差不多只有九分之一强，而在博士学位文论文中差不多占七分之一弱。虽然在专著中的14部传记，一般以叙述王安石变法为主，但是加上10部研究专著也不到53部的二分之一。且新撰写的14部传记大多数是介绍、叙述、描写变法，有深度研究的很少，就是以变法为名的论著也多是普及读物，或近于文学描述。这些著述基本都给变法以高度评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肯定历史上的变法改革社会之需求使然。
笔者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一书中基本不涉及王安石文学研究，为了全面了解王安石，现略作补充。民国时期，随着对王安石变法的大翻案，学界开始摒弃单纯依靠史传、笔记等记载来研究王安石事迹的做法，而倾向于利用王安石的文学作品来还原他的政术与品行。王安石文学研究比较偏向于对其政论诗的关注。1949年至2000年，王安石文学研究由重视王安石的政论诗文逐步转向对其诗词文的全面研究，尤其是对王安石诗歌的研究明显增多。对王安石诗歌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有诗歌的分期、艺术特色和手法、王荆公体等。另外，王安石的诗文选本受到重视，王安石文集的整理工作逐渐成熟。在出版的十多种中国文学史中，王安石的文学地位得到一定的肯定，张毅主编的20世纪《宋代文学研究》下册介绍北宋中期文学研究中列有专节“王安石研究”。相对于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人的研究，其比重明显偏小。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王安石的作品遗失较多，辑佚还在进行中，2016年出版的《王安石全集》收录了不少，这对全面认识王安石的文学研究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是因南宋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影响了对王安石文学的研究，王安石文学研究的起步晚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前面所列的宋代文学诸大家的研究相比显然缺少历史的积淀，是故没能反映王安石文学的实际地位。新世纪以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对王安石文学的研究有明显的提升。2018年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分述20世纪三个阶段的王安石文学研究，搜集整理了王安石诗词文选本、诗选篇目、文选篇目、词选篇目等。高克勤《王安石与北宋文学》收录了作者15篇研究文章及附录2篇，对王安石作品的价值及在北宋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阐述，并兼及在北宋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范仲淹、苏洵、曾巩、秦观的研究及与王安石的比较研究。但是王安石文学地位研究大格局的改变并非易事。根据现今已知的资料，讨论王安石文学的范围是：个人品行，王安石熙丰词体地位、作品袭故、变法前后诗风的变化、诗经新义（文学史角度），词作品中的政治抒情、翻案文学、家族女性文化的盛衰、家族四时礼仪文献、诗歌中的女性、四六体、晚年心境、政论文、介卿介父辨析、交游考、王安石与王令交往，王安石与曾巩、张载交游比较，新党作家群，郑侠《流民图》存世考，碑志祭文等等。
以上所列范围之类，从考史的角度，其研究有新进展的论著举要如下：王安石作品的地域分布。王安石一生所到之处达69地，每到一地都会留下作品，对王安石所到之地的创作，过去似未有整理。王欣琪从王安石居官地江宁、汴京、鄞县、舒州、扬州和常州及60余处游宦历途所在地的历代选录作品中进行统计汇总，制成11幅统计表，并对方志艺文志收录的王安石作品进行总结和概括。使辽诗及相关问题考辩。王安石作品中有不少散见于各卷的使辽诗，他又曾任送伴使，并有诗作。因此，王安石的使辽与使辽诗便成为后人研读中的谜团。王安石“使契丹”并写有“使北诗”即“使辽诗”一说始自南宋李壁，一直沿袭至20世纪未有人辨析。1983年至2000年有数位学者得出王安石于嘉祐八年四月（仁宗逝世后）作为遣遗留物国信使使辽的结论，并对其文集中的使辽诗和伴送北朝人使诗分别按行程作了认知与考辨。这个看法受到了质疑，王安石一生只曾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春作为“送伴使”伴送契丹使者还至宋辽边塞，往返途中写有《伴送北朝人使诗》纪其行。王安石虽然也曾两次被命出使契丹，但皆辞行，改命他人代往。李壁对王安石送伴诗的注释颇有舛误，不能证明王安石曾使辽。所谓“送伴使不能过境”，不宜绝对化。《出塞》和《北客置酒》两诗也不足以证明这一点。从使辽来回行程、时间看，王安石不可能于嘉祐八年初使辽。王安石晚年诗风与佛禅的关系。王安石晚年倾心佛教，佛教也对于他晚年的思想、心态、诗歌境界都有巨大的影响，使得他的诗风与前期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又王安石在创作方法上，如使用佛典、喜欢翻案、游戏文字等，都有得益于禅宗之处，实开江西诗派之先声。王安石一生交游的僧人很多，而且有不少是挚交。张煜从中择其要者，大致以诗作时间先后，略作考述，考证出来的有育王虚白等32人。除了僧人以外，王安石身边还有很多喜欢谈禅论道、亦僧亦俗的朋友。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从时间上来看，王安石与禅僧的交往开始很早，且贯穿一生。所以他晚年退相后归趣佛禅，并不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失意，而可以说是由来有自的。二、王安石交往的禅僧宗派很广，仅以可考者论，除了曹洞与沟仰外，几乎都有涉及，还与天台的僧人有一定来往。但其中又以与临济（如赞元）、云门（如宝觉）、黄龙（如克文）的僧人交往最深，他自己也以接荷临济、德山宗风为己任。王安石虽然是唐宋八大家，宋诗风格的创行者之一，但是从新学对文学影响角度的研究似乎还没有。方笑一作了有益尝试，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王安石等在诠释《尚书》《诗经》《周礼》三部经典时，关注点并不全在文学，经典文本本身的文学属性，使诠释者作了相当的发挥，不仅可以从中一窥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更能发现文本与诠释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二，在讨论新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史时，作者不仅讨论新学的“一道德”思想与王安石实用文学观之间的联系，并且试图从观念史角度，揭示北宋后期以“新学”为旗号的思想文化专制发生的原因；其三，王安石藉相位之力和神宗的支持，得以建立一套变私学为官学，以国家意识形态统一士大夫思想的权力机制，使学术制度化，与现实政治运作紧密结合，这在事实上替其后的程朱理学成为统治理论的新形态开辟了道路。方笑一之后，王安石三经新义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又有了新进展。王安石的《诗经》研究通过对《诗经》政治性的解说，把诗歌的政治功用发挥到了极致。易卫华将其《诗》学思想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熙宁变法中王安石主持撰写的《诗经新义》以《礼》释《诗》，强化了对《毛诗序》政治化题旨的理解。同时，《诗经新义》对君主、士大夫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应当遵从的道德规范，希望以此来引导社会思想的进路，为政治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王安石集团作家群研究。新党诗人众多，是宋代诗歌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作家群。杜若鸿从学术层面提出“新党诗人群”，集中考察这个群体的代表王安石的诗歌，指出王安石政治诗具备表达政治观点、作为新法舆论工具、表达变法决心和表现参政意识这四项主要功能。文章并考述新党诗人群主要成员行履及统计其政治诗作的数量。论文指出，王安石的大量赠寄与唱和诗作，往往藉以表达政见，从内容上考察，有逾八十首。从目前遗存的资料来看，其他诗人如安焘、吕惠卿、舒亶、沈括、章惇、曾布、蔡确、王雱等人，无论是创作总量抑或政治诗数量，都相当薄弱，有成员甚至连一首政治诗都没有。在舒亶、沈括、吕惠卿等重要成员的诗中，他们之间或与王安石之间，没有唱和的作品，说明新党诗人群体之间不太喜好唱和，未以纯粹的诗人自许，竞尚文辞，不甚重视诗歌的游戏功能和交际功能，诗人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基于政治立场的一致性，着眼于实际事功。陈元锋从宋英宗、宋神宗朝任用翰林学士共36人考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熙宁、元丰人才之盛，堪比庆历、嘉祐。王安石文章节操都堪称“真翰林学士”，他对翰苑制度之变革，翰苑词臣之任用，翰林学士之政治职能，都给予直接有力的干预和推动。由于文学的政治化、边缘化以及政治家和文学家身份的分裂，使熙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中心的汴京诗坛并没有成为诗歌创作和传播的中心，熙丰诗坛呈京城与地方独立分散状态。元丰年间，新党学士王珪、蔡确、章惇、王安礼、张躁、安焘、李清臣等人围绕王维山水画的一组题画作品，为探究新党学士群体复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范本。通过对熙丰新党的考察，罗煜认为将“熙丰新党”的概念加以明确化、清晰化，有助于厘清一些基本的问题。作为一个观察者的归类，所谓的“熙丰新党”之定义，应当是指“熙丰年间新法之支持者”，其内在的涵义，不仅只是在政治上亲附变法首领者，也应当包括新法之建策者、决策者、积极执行者以及台谏之支持者。通过对1069至1085年的宰辅、三司使、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中新党官员之遴选、考察，对过去的一些认识得出新的三个看法：一、除了枢密院外，新党逐渐控制了北宋朝廷之多数重要机构；二、新党可能代表某个特定社会阶层之观点，至少在其出身与家庭情况方面，尚未获得支持；三、嘉祐进士在新党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陈元锋考察了“嘉祐四友”，认为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在科举改制问题上，均属取消诗赋一派，但司马光等人对荆公新学之专断与驳杂则持批评态度。“四友”在诗坛的交游酬唱始末与其政治上的进退分合轨迹正相吻合，可以分为嘉祐、熙丰两阶段。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及范镇退居洛阳、颍昌等地，诗酒雅集，闲吟代替了讽谕，林泉高致掩盖了朝堂纷争，透射了政治干预文学的阴影。刘培认为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是儒学实用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反映。从熙宁到元祐年间，政治革新导致的结党纷争，其背后是儒学各派之间的斗争。旧党人物对新法的不满，不仅是因为新法扰民的现实，更是因为他们注意到推行新法过程中得到加强的皇权以及士大夫论政权利的丧失所隐含的可怕后果。历史的记忆就是在这种忧虑中浮现出来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焦虑，此时已经不是针对大一统王朝的渴求，而是针对如何限制皇权背后的私欲，如何把皇权限制在内圣外王的轨道上。和学术探讨相比，辞赋因其表意的文学性抑或含混性，更能反映士大夫内心的这种隐忧。在南京玄武湖的历史上，700年来一直记载王安石作《湖田疏》奏请将玄武湖“废湖为田”，邢致远考订《湖田疏》是一篇伪作，王安石的“废湖为田”案是一桩历史冤案。李小兰认为八股文融汇我国古代文学众长，堪称“中国一绝”，有近千年的演变历史。王安石作为临川文学史中第一位八股文大家，其创立制义之举，功不可没。要之，王安石虽然是宋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但是他的主要精力更多地投向经学和主持变法活动，因而文学成就与经学和为政的成就对历史的影响不能相提并论。新世纪之初陆续出版了几部“重写”宋代思想史的佳作，即漆侠师的遗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美国包弼德（Peter.K.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田浩（HoytClevel and Tilman）《朱熹的思维世界》，三著从不同角度重新诠释宋代思想，使宋代思想史研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其中突破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思想史旧框架是一个共同的话题。漆侠师认为此前的研究大体上存在两个偏向。一个偏向是把理学代替宋学。邓恭三先生在《略谈宋学》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认为“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分”。宋学和理学的关系是：宋学可以包容理学，而理学则仅仅是宋学的一个支派。“在宋学的建立中，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瑷等人，起着奠基者的作用。然而由于过去以理学代替宋学，一些研究者们仅仅把胡瑷等人的学术思想作为理学的一个来源加以论证，于是宋学的奠基者反倒成为理学的附庸而存在了，这显然是违背历史实际的”。第二个偏向是：“大多数的研究者贬低了荆公学派，《宋元学案》在末尾数卷中立有《荆公新学略》，明显地贬低了荆公学派；近代学者对荆公学派虽然作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使荆公之学为世所知，从而与《宋元学案》有所不同，但也没有把荆公学派安置在当时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上，甚至安置在二程理学派之下，这尤其是违背历史实际的。”第二个共同话题是重新确立了北宋主流思想发展的主线索。漆侠师和包弼德先生所言“宋学从创始阶段到发展阶段亦即从范仲淹到王安石，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致用之学。宋学之所以在北宋取得蓬勃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古文之学以及古文作家充当政治与社会变革的鼓动者这一角色，奠定了11世纪宋代思想文化的基本议程”。余英时在为《朱熹的思维世界》作序时依据作者对南宋道学史的分期亦得出相应的看法：“北宋儒学主流其实是王安石所代表的新经学和司马光所代表的新史学。这是熙宁、元祐党争的学术核心所在，二程在其时没有太大的社会影响力”。毋庸讳言，在宋代思想史学界乃至宋史学界对突破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宋代思想史旧框架方面，已渐次达成共识，但在中国哲学及思想史学界却仍然恪守着以理学代替宋学，以程朱哲学代替宋代思想的旧传统，这说明打破旧传统思想理路还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此外，对于王安石学术的特点，学界多有研究。王安石的学术思想“集九流之粹”，博取众家，援引诸派，继而生出新变化，这已是学界共识。但宋代理学家及其后世的卫道者都指斥新学杂于“刑名之学”和“佛道”，这是新学被视作异端的主要根据，民国以来这种反新学的观点被扬弃，近二十年在此基础上则充分肯定新学的兼容并包：“就王安石学术思想的内容来看，它是在综合诸子、三教基础上的一种新创造。”它“以经学为主体，以儒学为正宗，以子学、佛学、道教思想为辅助”，是“属于学术思想由分到合过程中的一种综合学派”。“王安石在新学建立过程中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但不拘一格，并不恪守某一家之说，他是力图通过吸取释、道、法以及诸子百家学说之长来充实和弘扬儒家的学说和义理的。”同时，“突破汉唐儒者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在训释经义时不作繁冗琐细的训诂考证，注重阐发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并且大胆创新，自出己意，对经典进行创造性的解释；与此同时他们以兼容开放的态度，融汇百家而陶铸己说，在坚持儒学本位的前提下公开汲取佛、道、法诸家学术之长，在治学方法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20世纪初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以后，王安石的文学研究与变法研究相同步，但是王安石的经学、思想研究却起步较晚，除了上世纪30年代以后陆续将王安石作为功利思想家、唯物主义思想家被列入中国思想史，和王安石经学著作的少量辑佚之外，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对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全面研究才得以展开，并很快成为研究热点，特别受到中青年学者的关注，前揭近二十年高校、科研单位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即是证明。而且2000年以来多有文章介绍，如王书华《荆公新学初探》、肖永明《北宋新学与理学》、杨倩描《（易）学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论支撑》、杨倩描《王安石（易）学研究》、杨天保《王安石学术史研究—以，金陵王学”为重点》、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张宗祥《王安石<字说>辑》、罗家祥《北宋新学的兴衰及其理论价值》、王书华《荆公新学的创立与发展》、范立舟、徐志刚《论荆公新学的思想特质、历史地位及其与理学的关系》、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熊凯《荆公新学新探》、毕明良《王安石政治哲学研究》、胡金旺《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与<三经新义>》、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等。这些论著有的侧重对心、性、理、气等形而上的分析与理解，有的侧重在思想观念的历史场景中，结合历史、社会与现实的政治来把握、分析探讨新学的发展演变，也有结合新学与理学、蜀学、与其它学派的比较分析、以及新学与佛道的思想关联来深入探讨荆公新学的内涵、特质及其思想定位。在方法上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比较方法相比，学者们多注意结合历史、社会、政治、思想与文化等多种方法来展开探讨，无疑大大地开拓了研究领域、视野和整体观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博士生培养成为学界薪火相传的主要途径，根据学位论文撰写的要求，一般都要有“研究现状”“研究史回顾”做专题研究的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勿庸讳言，大多数的回顾和梳理都是分门别类罗列已发表的相关论著并作简单介绍的流水账。当然，其中也有从学术史的角度眉目梳理较为清楚者。一是姜鹏在《关于“宋学”及相关研究史的简要回顾》中从《宋元学案》对民国以来的宋朝学术史研究的影响说起，认为民国时期至20世纪中叶贾丰臻《中国理学史》、夏君虞《宋学概要》、吕思勉《理学纲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包括单独出版的《宋明理学史》）都深深打着《宋元学案》的烙印。对《宋元学案》以人物为核心安排学术史写作有所突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通史方面有葛兆光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姜鹏特别提及朱维铮有关王安石新学在宋代学术史上的承上启下开辟创新作用的研究和卢国龙《宋儒微言》对学术与政治之间关联的论题主旨。断代研究方面主要有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二是杨天保的回顾和梳理。首先从王安石之学是什么来梳理从北宋至当代王学内涵的发展演变，即：（一）杂学说；（二）实学说又包括三类：刑名学、礼学、经济学；（三）儒教说；（四）唯物主义学说；（五）义理之学。随后又从王安石之学有何学术地位发问，梳理20世纪八十年代对王安石学术思想地位的认识：（一）“高据首位说”；（二）“汉宋转折说”；（三）“理学先导说”；（四）“心学先驱说”。在此基础上回顾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学思想讨论：“主流派”，主要代表有肖永明、王书华和范立舟等学者，他们主要秉承了梁启超、贺麟、萧公权、侯外庐、邓广铭、漆侠等先生一线而下的“主流”学路；又将耿亮之、金生杨、姜国柱、刘成国等学者的论著视作“非主流派”，他们大多运用传统文献学的考证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光大“汉学”路数。对这两派的优缺点也只陈表述。认为“主流派”留意于理论和背景预设，不自觉地变更了研究对象的属性，迷失了本真；“非主流派”固守其所专之点，忘却了对象全貌，真而不全。孰优孰劣，二者各有千秋。“主流”学者的学术路数未合乎“非主流”学者的学术品位，“汉学”的成功处又不能弥补“宋学”的失误。故此，前者讥讽后者，管中窥豹，见树木而不及森林，得点而失面；后者反驳前者，舍本逐末，弃史事而演绎观念。然则，出路何？该文认为，在“主流”和“非主流”格局之外，应当还有第三条路径：直接从解答“王安石之学怎样形成和演进”的问题入手，从“王学”史人手明确认清研究对象，才是做好史论结合、汉宋互补的必由之路。笔者以为，学术讨论不必划分“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其实就如“宋学”和“汉学”之分主要是治学方法不同而已，或偏重“宏观理论”或偏重“考据实证”，可能更符合实际。王安石经学及思想史研究目前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对王安石三经新义从传统经学角度给以解析；二是王安石经学与变法的内在理路；三是哲学思想史学界运用西方哲学概念思想史架构跨时空对王安石各种思想的演绎以及应景之作，包括王安石的庄学思想、政治哲学、政治思想、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理财思想、经济法律思想、财政思想、经济思想、民本思想、经济学思想、财税思想、法治思想、礼治思想、儒家政治理想、人才思想、风俗思想、改革理论、国家治理思想、行政伦理思想、经济改革思想、经济措施的理论根源、治道思想等。本文的梳理不包括第三层面。下面梳理第一和第二层面：第一，对王安石三经新义从经学角度给以解析的新进展。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收录《三经新义》，其解题引元祐史官“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刘）敞”之论及晁公武《三经义》“剿取”《七经小传》之说屡被学者征引。杨韶蓉利用程元敏先生《三经新义辑考汇评》的成果，通过对《三经新义》与《七经小传》的文本比照考查，得出两点：一、所谓元祐史官“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敞”之说实乃似是而非的印象之论，无论是著述形式，还是说解的具体观点，《新义》与《小传》都有很大的不同，是完全不同的两部解经之作。二、所谓“剿取”之说，亦是晁公武站在反新学立场的贬抑之议。以往研究荆公新学，基本都是以王安石个人为主，而对于王安石学派（北宋新学学派是指王安石以及他的子弟、门人、追随者所组成的一个政治、学术派别）很少关注。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的一大贡献是比较详细地爬梳了新学的门人和著述，尽管称不上全面，但还是比较细致地勾勒出一个新学群体的样貌出来。新学门人人数众多，堪与“欧门”“苏门”相匹，甚或过之。王安石在庆历时即有孙适、马仲舒、胡舜元等人向他问学，英宗治平年间及晚年隐退金陵时，均聚徒授学，门户隆盛。班班可考列入“王门”者有王无咎、陆佃、沈凭、龚原、郏侨、张仅、吴点、杨训、杨骥、丘秀才、王伯起、晏防、王流之、王迥、华峙、郭逢原、沈铢、汪澥、张文刚、方惟深、李定、董必、杨畏、成倬、周种、鲍慎由、侯叔献、蔡渊、蔡肇、薛昂、叶涛、韩宗厚、许允成、陈祥道、郑侠、蔡卞、吕希哲、钱景湛、吴慙、吴颐、陈度、王雾、刘发、徐君平等，他们有数十种著作问世，亦可一一考知，只是由于“变法”遭遇不公的原因，湮没在茫茫典籍大海之中，连同这个学派的人物也大都沉晦不闻，似乎在历史上不曾存在过。张钰翰《北宋新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全面勾勒了王安石新学派的经史子集著述，统计如下：经部85种：易类12种，书类7种，诗类6种，礼类21种，春秋类4种，乐类2种，四书类17种，孝经类4种，小学类11种，群经总义类1种；史部24种：别史类2种，杂史类3种，职官类1种，史评类1种，地理类1种，刑法类9种，传记类4种，仪注类2种，书目类1种；子部34种：儒家3种，道家19种，农家类1种，杂家类2种，小说家1种，兵书类3种，杂艺类1种，释书类4种；王安石新学派的著作不仅风行当时科场、士林，而且新学派吕惠卿、陈祥道、陈禾的著作传至西夏地区，据1908—1909年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汉文献，出土有吕惠卿著《吕观文进庄子义》宋蜀刻本，蝴蝶装，内外篇五卷。西夏文刻本《孝经传》，“不分卷，夏仁宗年间写译稿，有朱笔校改。译自宋绍圣二年（1095年）吕惠卿《孝经传》，吕注原书久佚，唯此西夏译本仅存。”《论语全解》十卷，“夏乾祐年间刻字司刻本。译自陈祥道《论语全解》。”《孟子传》十四卷，“夏仁宗年间写译稿，有朱笔校改。现存《孟子》专注中未见此书底本，疑据宋陈禾《孟子传》译出。陈氏注本久佚，据夏译本或可见其一斑。”过去对王安石的易学有研究但很不充分。杨倩描对王安石的“易”学做了全面研究，他认为王安石撰写《易解》，大约在宋仁宗宝元至嘉祐间（1035—1063年），历时二十余年。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又对《易解》进行了多次修改，并将《易解》的“新改本”更名为《易义》。此后，旧本《易解》与新本《易义》同时流传。大致到清朝乾隆年间，王安石《易解》佚失。作者钩沉辑佚，辑得215条散见于各书的《易解》佚文，汇编为《荆公易解钩沉》。尽管这些佚文大约仅相当于《易解》原书十分之一的数量，但却是研究王安石《易》学不可或缺的基本文本。《易解》作为荆公新学的基础和起点、《易义》作为荆公新学发展鼎盛时期的重要学术思想组成部分，与荆公新学的形成、发展、成熟、鼎盛、衰落相始终。对于宋代理学的形成，学界多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三教合一”及社会风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加以讨论。李存山则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期间改革重点的转移这一视角去讨论，颇有新意。他认为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因庆历新政之后有熙宁变法的汲汲于“财利”，故激起道学家对王霸、理欲、义利的严辨；因庆历新政的夭折和熙宁变法的转向，故使道学家认识到，格君心之非，才是治世的“大根本”，只有君心正，然后才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然而，“君心”并不是道学家所能格正的，而两宋的道学又受到元祐党禁和庆元党禁两次严重的打击，此所以宋学的革新政令“至荆公而止”。这个新的角度符合宋代的基本史实吗？对于南北宋有关“熙宁之争”的记载，张雪红从历史书写变化的角度进行解读，虽然不是直接针对李存山的观点，但是间接回应了李存山的讨论。张雪红认为“熙宁之争”引起传统德才价值观念在宋代发生改变，宋代社会也由此进人王安石时代。南宋后，理学逐渐取代了王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家对“熙宁之争”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从理学对“熙宁之争”的批判话语系谱中确能曲折地反映出传统新儒家教化主旨的深刻变迁。南宋后，新的人才观念和主流教化思想逐渐形成了，对历史的描述就打上了新思想观念的烙印。朱熹所描述的“熙宁之争”与黄宗羲所描述的熙宁时代，已大不一样了，历史的主角和场景一步一步移动了，被重新编排了。北宋“熙宁之争”王安石和司马光是主角，到南宋朱熹这里二程就被放到显要的位置，再到明清黄宗羲等理学家这里二程成了“熙宁之争”理所当然的亮点和主角，王安石成了异端，而司马光就淡出了。在理学家的文本里，会看到二程的历史形象在被一步步放大，从边缘到中心，从历史舞台的后面逐渐走向前台。张雪红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对中国思想史学者研究宋代人物思想来说，值得认真思考。宋燕认为熙宁科举新制为汉宋学术转型做出了政策面的支持，随之而起的全国范围内文士通经解经热潮为宋学义理化的发展与演变注入了活力，以义理解经成为宋代经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宋人通过探究六经言外之旨，以重光儒家道统，使义理之学成为诠释儒家经典的新途径。春秋学辩证及史学思想。王安石称《春秋》“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中国学术史上曾引起很大争议的两桩公案，对于前者，赵伯雄、周淑萍、杨新勋、王书华等人都发表了“洗冤辩诬”的文章。大致都认为“断烂朝报”说并非指孔子所做的《春秋》，而是指《春秋》在遭受秦火与作为汉儒追求功名的工具后的现存状态，所以才有经筵不讲、学校不设、贡举不举的“三不”政策，也即“不列于学官”。同时对不列《春秋》于学官的原因做了解释，周淑萍认为王安石从学官中废除《春秋》，是与其变法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其目的是为变法改革服务，《春秋》大义难知，不利“经术造士”，《春秋》经传言灾异，不利变法，依《春秋》大义治狱与王安石以法治罪冲突。因此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是其变法中文教改革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其变法改革扫除一切障碍，是一个政治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作出的政治抉择，所显示出的是王安石坚定而明确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个人意气的学术偏见，更不是忌妒他人才学的酸腐文人的小肚鸡肠，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废《春秋》。侯步云在此前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从“王安石的经学观来看王安石区分《春秋》经与传，通过对比其他经典，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遵循一定的治经方法，仍可理解全经对《春秋》传由‘取’到‘疑’，确立为‘不足信’。在改革实践中，《春秋》不符合变法的要求。”王安石把《春秋》经限于‘难知’而可知的范围，对三传由引用到否定，这种治经取向符合当时批判汉唐注疏的学术新风。”“把王安石与《春秋》的关系放置于宋初的学术背景下来看……前期《春秋》学发展主要是为现实政治提供行为规范、操作程式等，此时王安石切断了这种研究路向，以法令的形式把《春秋》悬置起来。其开启的性命之学，却又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这或许是王安石所意料不到的。所以说，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断旧路、开新路，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上述对北宋《春秋》学两大公案的辩证，都是从经学兴废角度着眼，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宋代史学之发达冠绝中国古代，这应是民国以来诸多史学大师的看法。但是作为宋学的主流学术思想，北宋的王安石新学和南宋的朱熹道学都有尊经卑史的倾向，刘成国认为北宋中期主张效法先王、回归三代的孙复、石介、程题等人，则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尊经卑史的学术倾向。王安石的史学思想，便颇具条理地集中表达出北宋学术史中的这一倾向，并为南渡以后的朱、陈王霸之辩埋下了伏笔。同时指出在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中，这一学术思想被严重扭曲、变形，并与权力合谋，成为新党打击旧党的意识形态工具，从而为北宋后期的史学进程带来厄运。笔者以为讨论宋代《春秋》学应当与宋学“经”和“史”的关系相结合，庶几才能求得真相。王安石新学只是着力于“外圣”？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打破过去将朱熹的道学视作偏重内圣之学的传统观念，把朱熹外王的一面揭示出来，甚至称朱熹在孝宗后期的政治谋划称作进入后王安石时代，震惊了思想史学界。其实大约同时期宋史学界对过去只强调王安石新学是偏向外王之学的传统观念也做了新的探索，杨天保就指出“金陵新学”的确是当时以江宁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新兴“智识分子”的学术代表，它所致力的“内圣之学”，正是日后建立“外王”的基础，并对此做了颇为翔实的论证。而范立舟则认为对性命之理的关注固为荆公易学之核心，也是新学与濂、洛、关、蜀、朔之学的相通之处。然而，内圣与外王并重，则是荆公新学的鲜明特征。在内圣与外王并重的王安石看来，盛德大业往往比内蕴之仁更值得歌颂与称道，“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谓备也”，荆公追求的是一种功利性的泛利天下的功业，这也是其变法理论的基石。真正深入具体经解，考察《三经新义》与变法之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杨倩描认为王安石在其《易解》中，通过对《周易》的解说，比较系统地探讨了社会发展与变法的关系、儒家传统的“反经合道”之说，利用《周易》的文本，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出了“辨义行权”的理论，使之成为了自己变法改革思想的理论支撑。并认为“辨义行权”的主张给王安石变法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给他其他的政治主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据称是王安石所说的、惊世骇俗的“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如果放在这个“辨义行权”思想方法框架内，以“济天下之义”而行权，那无疑也是可以成立的。俞菁慧、雷博认为北宋熙宁青苗法的学术分歧体现于对《周礼·泉府》“国服之息”概念的论释差异。王安石取郑玄注，强调社会分工、货币属性和国家借贷；而以韩琦为代表的反对派则取郑众解，强调其自然经济特征、实物属性，反对国家借贷取息。新法将经学理论与政策结合，且以价格杠杆诱导百姓使用货币而非实物，受到反对者的批评。在阐释与争议中，“国家借贷”这一主题中包含的深层问题被逐次展开呈现出来：从具体法度中的“青苗借贷”，到经学理论上的“泉府借贷”，再到核心概念“国服之息”，显示出双方在泉府借贷属性、国民关系、国家立场乃至实物、货币两种敛散模式上的根本对峙，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财用观、经济观的碰撞。俞菁慧将关注重点放在王安石对保甲法的经学溯源、立法解释及经制理念上，考“学”以观“政”，论“政”以知“学”，从王安石本人的基本关切与治理思路出发，梳理分析其所称述的《周礼》“比闾什伍”体系，并考察熙宁保甲法对此的理念承续与现实变通处，以“经史相参”的方式呈现学术与制度之间的交互影响。这既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思考研究政治史、制度史问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经典文献学”范式，把经学中的核心概念与核心问题，还原并切入到具体历史事件当中，以考察制度因革演进过程中的内在逻辑。俞菁慧又认为《周礼·泉府》与熙宁市易法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王安石明言青苗、市易、均输等法在经义理念上均承续泉府制而来。在王安石的解释体系中，泉府的诸多中心条款关联着市易征商、零售、官方收购、抵押、赊贷等程序与基本理念，使得法度展现出特定的学术背景。这是王安石以政治实践为特征的《周礼》学的基本形态。刘力耘考察熙宁年间王安石的言论发现，为回击反对者，坚定神宗的变法决心，王安石提出古之圣王“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他主要通过援引、阐释《尚书》完成上述思想和话语体系的论证。《尚书》学在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即面对质疑与反对之声，他向神宗证明坚持新政的正当性。与此同时，反新法的士大夫则采用不同的阐释路径表达、论证异见，双方在《尚书》阐释上形成诸多冲突与“对话”。4.对王安石“字说”的重新认识，是王安石经学研究的重大进展王安石《字说》在北宋时期，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新党门人奉若圭臬，反变法派则极尽嘲讽。元明清则一面倒地予以否定。20世纪迄今，在汉语训诂学领域，王安石《字说》颇受重视，对《字说》评价尽管认为有所创新，“王安石的《字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质是一种字义的训释，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训诂’之学。他代表着宋代文字学的一个流派。”王安石“不迷信旧说，着意创新的精神固然有值得称许之处”，但是依然重复了南宋至晚清斥王安石“字说”为“穿凿”的基调：“《字说》一书，出入百家，杂揉佛老，舍实证，尚独断，蹈空凭臆，穿凿附会。”又有学者称：“王安石过于排斥传统学术，一味的凭主观一说，致使其说流于武断。王安石认为文字的字形、字音无不有意，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结果，与人为的因素无关。从这一原则出发，他摒弃了自汉代以来学者，如郑众、班固、许慎，所建立的‘六书’原则，主要用‘会意’的方法来分析字形，企图在形声字的声符中寻求意义，进而探索其‘得名之由’”。又说：“王安石《字说》不本许慎《说文》，主观臆断，牵强附会，大坏传统文字学”，“王安石《字说》‘湮灭’失佚，是文字发展规律使然：顺文字发展规律者终昌，逆文字发展规律者必亡!”中国台湾学者黄复山在2008年出版了研究专著《王安石〈字说〉之研究》对《字说》有颇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作者是文学博士，多年从事谶纬学研究，从训诂学的角度同样认为“《字说》以说解物性本始，以文字形义为主。惟王氏于说解之际，多附会五行，杂引道释﹔以妄析字形结构，以明其尊君尽职之为政观念﹔穿凿过甚，故颇受学者诟詈。”但是作者开始跳出汉语训诂学的学科领域，从新的视角观察，“然吾人亦以由该书说解其中，析编王氏之经学、哲学思想，及其经世致用理念，并窥其中年以迄晚年思想之转变。实为探究公新学及宋代科举，最信实之材料。”“深究介甫所以编撰《字说》之故，实与统一经义，培育人才有关。盖介甫心志切于为国储才，欲使士子明经义，识时务，以备国有大用时，能断之以经术，详明乎政体，以裨益乎治道。其所以先修《三经新义》，亦为完成‘一道德，成习俗’之首事，使学子所学一律，能致力于经世治国之识略，而不钻情于诗赋词章之美文。然而明经义、识时务，当由识文字为起始；欲识文字，则子学不可以不讲。”作者有这样的看法，显然要高于那些不越汉语文字学雷池学者的见解，也可能与近二三十年来研究者从史学和哲学史重新认识王安石《字说》分不开。第一，关于《字说》的颁行时间，史无明言。张钰翰综合宋以来的记述和今人的研究称王安石《字说》初成于熙宁时期，称为二十卷，后经修订，复于元丰五年上进二十四卷本。熙宁中王安石《字说》初本曾经雕印颁行，学者即已习之。《字说》之元丰修订本当时则未曾颁行，至绍圣时方从原之议镂版。学者旧曾习《字说》，新本见于世间后亦当有人据新本有所更定，要之《字说》当曾以教科书之身份广为流传，为学者所宗师，故后来变法派与反对派皆将《三经新义》与《字说》连言。第二，《字说》与诠释经典的义理。美国华裔学者罗文说“我并不同意《字说》是一部无关紧要的大失水平之作。很明显，在编撰《字说》时，王安石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事实上，《字说》的编撰是与他传道的使命感相联系的。根据一些同情他的目击者见证，我们得知他有多么投入。即使在本应愉快的旅行中，人们也发现他穷思竭虑钻研《字说》，一有机会，便向别人解释他在这方面所发现的真理。”并判断称：“《字说》代表了王学的基本原则，正如《易经》一样，它试图探寻宇宙万物的内在原理”，“我认为王安石感兴趣的主要并非个别字词的意义，而是字词所指示的实体。当王安石努力去理解这些实体时，他把所继承的整个中国文化遗产宝库—儒家、佛教、道教等，都予以整合运用。在他的理性思维中，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归结为秩序，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障碍被克服了。因此，《字说》可以被视为一本知识纲要，视为王安石对终极实体的陈述。真理的碎片化、偏颇性得到克服，‘道之大全’得到恢复。正是最高的圣人理想，印证了他的正确。”王金凤提出“穿凿”是王安石经典诠释的旨归吗？王安石以《三经义》为代表的经典诠释过程存在“专不取注疏”与“未尝肯从先儒之说”的表现，这种刻意回避之前注疏与极力求新意解经的意识很可能催化诠释者凭借自己的想法来诠释经典文本的行为，从而导致“穿凿”这一现象的出现，而王安石对字词训释的偏好也使得“穿凿”被体现得更加明显，以至于“穿凿”成为其经典诠释极具标识的关键词。从上述文献的分析中可见，王安石的经典诠释思想与实践虽然以“权变”为前提、以“新意”为姿态、以“析字解句”为形式、以“穿凿”为标识，但以上诸种诠释表现都指向同一个诠释观念，即“义理”的观念。也就是说，王安石主要是通过“析字解句”的形式来体现诠释内容的“新意”，这一新意虽在后来文献中被冠以“穿凿”的标识，但却是其本身追求“义理”的诠释观念所致。可以说，寻求“义理”是王安石经典诠释思想与实践中普遍的内在诉求与真实旨归。有称：《字说》“既是王安石整个易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王安石新学的殿军之作”。“文字与八卦和六十四卦卦象，相互扶持，相互助益而成就《周易》，这就是王安石《字说》的主旨所在，也是王安石倾注十年精力写作《字说》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判断：“王安石治《易》，在承袭王弼《周易注》讲求义理的基础上，也重视汉学的训诂手段。但他绝不像汉儒那样，只是从文字到文字。他释字注重言简意赅、古朴典雅，不取汉人训诂繁琐、引经据典的方法，亦不用《周易口义》中胡瑷那种白话式的释字方法，而是藉训诂开新意，在坚实的训诂基础上对《周易》义理做进一步的解说和发挥。”梁丹丹认为王安石秉持“轻重皆在一字间”用字处文的法则，“以所推经义附之”，以字解经的义理推衍，可以看出，王安石看似在对他所理解的字的“自然之义”进行诠释，事实上处处在为《周礼》申发义理，从而为建构自己的政治思想做注脚。而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余读《说文》“时有所悟”，这些解释恰恰把许慎在《说文》中寓义理于训诂学的倾向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视域来看，其以“理”求义的释经行为具有着合法性，因为其行为终结是为了构建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以对儒家经典之解理与解释所形成的思想体系为他们自己构建一方历史生存的境遇。包弼德通过对王安石《周礼》注释分析其方法，或是对文字作字形分析，或是对句子之间的联系作逻辑分析。其注释也涉及了与时代密切相关的问题：政治精英的性质和经济的结构。他寻求的指导性原则是通过辨识词汇和语言中的系统、结构、秩序、关联性、整体性或一致性而创立的，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文本之外，而又在于事物本身之中。凡此种种，可以通过“学”传授给他人。新政时期各种政策作为一个一致的整体而彼此适应，礼和法令清楚详尽地说明了事物应该怎样运作，怎样创造出精致的典范。上述对《字说》的重新认识，是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其一，为《字说》翻案，其意义不啻于梁启超在20世纪初为王安石新法的翻案，即：将南宋以来迄今汉语文字学把王安石《字说》狭隘理解为怀疑《说文》不尊“六书”的新说文解字的窠臼中解放出来，还其本来的学术面目。其二，宋学的最大特点是用义理之学取代章句之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由打破注疏到直接怀疑经文，学界大多数公认王安石是完成由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过渡的主要推手之一，但是这个过渡的中心环节在哪里？过去的研究多语焉不详，现今对《字说》的重新认识解开了这个迷雾。《字说》在宋学兴起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新世纪以来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是注意对新世纪之前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总结。2000年葛金芳等发表《近二十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评述》，对20世纪80、90年代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成果作了评述；2003年朱瑞熙发表《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对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成果做了评述。2004年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出版，基本理清了自南宋初以来九百年间各个时期各种讨论观点的来龙去脉。从学术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诠释。据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以降迄今为止，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点：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700多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从而较好地解释了王安石变法所以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历史根源。这些总结性的论著加速了王安石变法研究作为热点问题的降温，或可说是新世纪以来王安石文学、经学研究数量大大超过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原因之一。李华瑞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中曾说“本书稍感遗憾的是未能对20世纪日本、欧美及其他国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作学术史的梳理”，令人欣喜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多有补充。日本是国外研究王安石最多的地方，研究人员众多，论文著述丰富。其中内藤湖南、东一夫、周藤吉之、佐伯富、安藤智信、近藤一成等都是著名的王荆公研究学者。他们大多认为王安石变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如日本著名的中国史研究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中世纪史》里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性质是用一种社会政策来改革社会不平等状况；宋史研究专家佐伯富则在其《王安石》中评价王安石用适当的办法来改变贫富对立的社会现象而值得肯定。日本江户末期新思潮萌动，“新法家”海保青陵首先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新法。及至明治时代后期，引入西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新解说成为新趋势。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学者内藤湖南给予了“王安石是近代文化的体现者”的定位，这一论点在其“宋代近世说”中占有重要位置。宫崎市定、佐伯富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观点。京都学派东洋史学者的主张根植于近代日本自身的发展逻辑。西方学者对中国北宋历史人物王安石的介绍和讨论已近三百年，在对王安石的认识上不断深入且充满变化，积累了丰富且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成果。王安石研究已成为西方汉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学者对王安石的看法深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自19世纪中叶起王安石被广泛称作“社会主义者”，20世纪中叶这一说法又被基本否定，1970年代以后在新的思潮影响下王安石的改革又被称为“国家激进主义”。2008年台湾地区学者廖育菁对1949年至2007年大陆和台湾地区不同时期的王安石研究从文学、变法、思想等方面所发表的论著作了比较性介绍，特别是介绍台湾地区的王安石研究尤为细致。对王安石研究的未来发展空间提出五点预测：1.继续着力于王安石作品之辑佚工作；2.审视王安石在经学史上的真正评价与位置；3.致力于开发王安石的经学思想；4.更进一步确认王安石的思想定位；5.多元运用王安石文学、变法材料于其经史子之学的研究等，都是颇为中肯的意见。作者还指出大陆地区从1990年以来王安石研究论著数量成长快速，2000年以来已能广泛使用台湾的辑佚成果，并且研究王安石经学、思想、变法、文学等各方面，在篇章数量上都有暴增的趋势。王安石研究虽不是一个新议题。然而，随着他的经、史、子著作的辑出，相信可以再探索出另一个崭新或者更丰富的学术风貌。王水照先生说“检阅一部王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价、思想考虑、文学论析均为变法问题所左右，而意图前置的泛政治化成为王安石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倾向。这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不能正确认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荆公新学’和他的诗词文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王先生所讲的这个问题，现今已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李华瑞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后记中说：“我不愿重蹈过去那种‘自来论介甫，其毁之者，凡一谋一法，只须谋其法出之介甫，则不问事实，而一切有非而无是。其欤之者，则又只须其谋出于介甫，则不问事实，而一切有是而无非’的评价窠白。”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最大变化，已走出非此即彼的评价模式。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验证。其一，从两岸及西方学界编撰的宋代历史著作看王安石变法的叙述。从新世纪最具代表性集体编写的断代史著作来看，陶晋生、黄宽重、刘静贞编著的《宋史》较为客观地陈述史实，“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得，才针对社会经济与行政体制作全面的改革，史称‘熙丰变法’。但是王安石一方面加强生产，一方面裁抑兼并的改革方式，并未得到所有官僚的支持。新旧双方不但在政治、经济利益上有所冲突，在学术理念上更成对立之势。彼此互相攻讦，斗争激烈。”总体认知上，王安石变法的构想，是要依靠皇帝的终极权力，整顿现有的官僚机构，制定适用于当日的法度，建设财富充足且平等的社会，以强化宋朝的统治。在新法的挫败中写道“新法的实施的确为宋朝解决了不少问题，无论是在人才的培养，官僚风气的刷新，实际行政的推动，以致财政困境的解除，社会经济矛盾的纾缓，都有相当的效果。军队数目也较英宗时减了约三分之一。”“由于改革派多来自当时已进入货币经济运作的南方社会，将劳役改为纳钱，借贷融资给农民和中小商人，甚至由政府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构想与做法，都是因应这种新经济情势而起。但是南北经济的发展并不平均，华北农民与市场关系不深，他们被迫纳入货币经济体系后，在将收成卖给市场的过程中，反而受到商人严重的剥削。而且偏重开源的做法的确几近为政府敛财，在实际执行上又不能完全禁绝官吏舞弊。如均输、市易、免行钱原为助客商，后来却转成赊贷之业，而青苗法必须由民户结保借贷的要求，则使得真正的贫农无法得到救济。再加上官僚为求业绩表现，强迫不想贷款者贷款。遂使得行政技术上的问题，也成了新法扰民的口实”。漆侠先生挂名主编，王曾瑜先生总其成，近70位学者编写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政治军事卷，叙述熙丰时期的变法，虽然主要内容和观点祖述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但在“熙丰党争”一节中，已采纳学界的不同看法，对反变法派的观点给予一定的肯定和如实的描写，“从熙宁九年役钱收支来看，确如曾布所言从民所便，不过钱的份额远远高于实物的份额。实践结果，与两派所言均有出入”。“平心而论，反对派的确披露出新法条文本身和推行中的某些纰漏，他们的言论也影响了宋神宗某些时候对某些方面的态度，并进而影响了新法内容的局部修正和实施进程”。“在理财问题上，反对派主张节用，而王安石主张节流但强调开源，两者分歧很大。这种理论上的分歧，在实践中给变法带来了许多麻烦。但从变法实践来检验这些理论，不难发现，单纯的节流或开源，是不现实的。由此，王安石主张节流但强调开源的思想，要更实际些。”尤其是对“变法”性质的判断，“事实上，两派所述的‘祖宗之法’，并不是赵氏政权维系防范的某些基本原则，如崇文抑武、守内虚外、分权制衡等，而是政策设施层面的，新法基本没有触动‘祖宗之法’，反被其制约而失败。”这个认识是全新的，对今后的研究颇有启发意义。200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英文版，北宋中后期政治占该书篇幅最多，王安石、宋神宗在熙丰时期为富国强兵的变法又是重中之重。对于国内争议很大的王安石变法的论述，有几点值得称道：1.充分吸收包括漆侠、刘子健、东一夫在内的国际研究王安石变法高水平的论著以及众多日本宋代财政研究成果，使得论述站在较高的起点。2.以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为例，充分展现王安石新法的合理性和创造性，理解王安石要做什么，“一是使国家财政运转合理化；二是取代兼并之家的垄断地位。使财政合理化的关键在于把钱放在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中心位置。”3.阐释新法执行过程遇到的问题、解决办法，以及对初衷的背离及其原因，即“从经济再分配到榨取税收”，“赋予新法以道德说服力的财富再分配和提高生产力两个目标，最终还是被国家的紧急财政状况压垮”，“变法的财政化不仅削弱了更大意义上经济目标，同时也引起了变法者以及保守派对新法的激烈反对。”4.对反变法派反对意见的合理内核及其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进行客观的分析。“毫无疑问，批评家们夸大了变法前乡村的团结和睦景象，不过他们这些奇闻逸事般的描述还是强调了一点，那就是在新法之下国家对乡村进行的破坏性入侵。”5.既不采信南宋以来从道德角度的评判，也不卷入近代以来的赞誉和诋毁的争议，没有轻易简单地肯定或否定。6.元丰时期神宗的独断，神宗对王安石的尊敬和对蔡确、王珪的轻蔑，对守旧派大臣的眷顾都写的很精彩。其二，香港凤凰网历史频道2010年9月19日制作专题片“历史上的改革家”系列之二《重读王安石》，对王安石变法评价之再评价，这次节目以李华瑞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为缘起。开首按语：自南宋建立900余年以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近代以前无论官方或是知识界，都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和疯子，把他的改革视作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近代以降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老大帝国千年荣耀变成不值一钱的陈词滥调，王安石又被渴望变革，呼吁变革的人们捧到了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蓝图的大人物。之所以重读王安石，是因为我们想搞清楚，在“异端”与“伟人”这两个差距极大的评价之间，真实的王安石，真实的王安石改革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作为频道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回顾，在版头上方选编了两篇文章：王安石死后的九百年：他从异端到天才，从罪魁祸首到伟大改革家；邓广铭、漆侠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之后选录了学界讨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四组文章：一是北宋以后王安石的官方形象：亡国祸首，千古罪人；北宋以后王安石的学术形象：所学不正，其主张皆异端；北宋以后王安石的民间形象：在话本中沦为猪狗。近代梁启超为王安石彻底翻案：认为王安石是“三代”之下第一完人；陆游祖父赞王安石变法成就：国家拥有的钱粮不可胜计。二是王安石的利农政策：青苗法限制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王安石的经济政策：针对商人垄断市场推出市易法；王安石变法的最大成就：国家财政由贫变富。王安石的农业改革并没抑兼并，反而牺牲了农村活力；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政府打着抑兼并旗号实行商业垄断经营；王安石的改革实质：官府自为兼并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剧了社会矛盾。三是王安石变法：强化了本来虚弱的宋朝君权；王安石变法之弊：强行统一思想挟制言论；王安石变法之弊：改革帮了腐败的忙；王安石变法最大争议：造成了北宋的靖康之耻？四是王安石变法启示：天变已不足畏，权力靠什么制约？青苗法的启迪：特定社会经济领域不能由政府主导，王安石改革为何失败？缺少了过程的公正，以黄仁宇历史观看王安石变法：官营扩张是否合理。以上四组文章，从标题即可看出香港凤凰台历史频道重读王安石的深意，前两组文章赞成和反对的文章观点鲜明，后两组文章则是为现今的改革总结经验教训，更打着香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反对国家和政府干预经济“社会气候”的时代特征的烙印。这一烙印在历史频道最后的结语中显露无遗：正如我们一直认为列宁曾高度评价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原来不过是个美丽的误会一样，近百年来国人对王安石的毁誉其实也只是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气候”，而并非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王安石的变法和中国历史上所有变法一样，从未逃脱“黄宗羲定律”的轮回：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有什么值得今人借鉴的，那么无疑应该是警惕政府打着抑制兼并的旗号来“自为兼并”。邓小南2016年在《文史知识》讲堂实录连载《王安石与他的时代》，从回溯宋以前的历史、唐宋之间的继承和变化、北宋文治的新气象为切入点，对王安石身处的时代和变法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并且从理解和反思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提法。譬如说“我们可以发现王安石变法与庆历新政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区别就是主旨不同，王安石希望可以超越‘祖宗之法’，而法‘先王之政’”。“王安石改革经济、改革财政的一些思想，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变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产生在认识的参差不齐的过程中的。”“除了政治上的立场、政治上的选择之外，实际上当年这些士人（王安石、苏轼、司马光）之间彼此有很多精神上的相通和契合之处。”等等。说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新进展，就不能不提及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的新作《大宋之变（1063—1086）》。新近冬梅教授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王安石变法下的大宋之变》，尽管冬梅教授说“让学术的回归学术”，“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一一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但是要回到什么语境下的“学术”？要回放到什么背景下的“历史情境”呢？本文不拟展开全面评价，只提出两点：其一，冬梅教授要回到的语境和背景是元史臣按照南宋初期编撰《神宗实录》定下的基调“惟直书安石之罪”编纂而成的《宋史》书写的语境和背景，冬梅教授所说“截至仁宗朝的北宋政治接近于理想状态”“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政治的逆转”，“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的看法与“《宋史》论赞重点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盛衰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语感和用语如出一辙。其二，冬梅教授将“仁宗朝欧阳修那种‘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的为官理念，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的行政作风”，以及将君主、宰执、台谏之间权力的适度表面制衡，视作是北宋政治文明的典范，未免将政治文明的含义定的过于理想化和狭小了，实乃皮相之谈。冬梅教授多是从中枢政治制度史层面讨论问题，但是政治制度史不能代替政治史，否则这样的制度史研究就是“死的”政治制度，而非“活的”政治制度。仁宗朝政治最大特点其实是只会做官家的仁宗无所作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代名词。对此新近学界有研究，张林认为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基本上算是个平庸之君。他在位期间，臣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不过，其形象却在身后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过程始于熙丰变法时期。神宗与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但神宗不为所动，元老重臣转而反对变法，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更积极地制造赞颂祖宗之法的舆论，仁宗的形象也被美化。仁宗形象的提升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其行事也多有可指摘之处，故仁宗在位期间，屡遭臣僚批评，当朝士大夫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臣僚对仁宗的批评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施政无方，二是用人不当，三是生活享乐。这三方面的议论，几乎历朝历代皆有，并不能据此论断仁宗昏馈，然而，却能说明仁宗时代，士大夫议政热情空前高涨，不少当朝士大夫对仁宗及当朝政治并不满意。张邦炜认为“宋仁宗之世的时局确实相当严峻”，是“问题成堆、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边境危机、财政危机、民生危机与社会的动荡连绵成为这一时期所要面临的诸多问题。至于将“王安石变法”说成北宋由盛转衰转折点的看法，学界已有驳论，此不赘。从方法上来说，冬梅教授不仅重复南宋《神宗实录》至《宋史》对王安石变法仇视和否定的老调，而且延续了新世纪之前那种评价王安石变法非此即彼的模式。王安石生平事迹的研究有新进展。刘成国考订王安石的生辰时间、日常行实，“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可为定论。”有关王安石及其家族的研究，刘成国考订王安石后裔，辨析王雱、王旁身世，并批驳了笔记小说中的错讹。王安石的师承渊源明确可考者有杜子野、张铸、谭昉三人，而向来遭受质疑的周敦颐与李靓也应与王安石存在着人际上的交往和思想上的交流。刘成国考订确认王安石的子侄众多，虽然其中并无显宦，但也绝非家门凋零。王安石之子王雱、王旁，孙王桐、王棣，重孙王铸、王珏等。在王安石的孙辈中，只有王棣一人名位稍显，但其子孙却绵延未绝。王育济梳理了王安石家族在北宋中期的兴盛、政治联姻。杨天保钩沉出王安石叔祖王贯之之外的另一位叔祖王观之和其隐匿的家族史，并澄清早期友人马汉臣与王安石的关系以及王安石在庆历年间的行踪。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人物研究趋于多样化。有研究起初认同王安石，后因政见、学术不同脱离变法阵营甚至反对新法者曾公亮、郑侠、蔡肇、陈瓘、林希都有专题的讨论，有研究新党集团成员王雱、邓润甫、章惇、李承之、陆佃、蔡确，新党集团内部与王安石反目者如曾布、吕惠卿等。有的讨论颇有新意，如王安石与韩琦、苏轼交游中温情的一面，王安石在与吕惠卿交恶中的责任，王安石与张载的政见异同。李云根、曹鹏程讨论在改革及党争的过程中，时时可以看到王安石家族姻亲南丰曾氏、儿女亲家吴充、妹夫朱明之、女婿蔡卞、侄女婿叶涛的身影，他们对改革的失败以及党争的激化，无疑施加了无法抹掉的作用力，对王安石本人的生前身后，都有着令他本人始料未及的影响。熙丰变法期间，反变法派分为两大姻亲集团：以韩琦为中心的姻亲集团、以苏轼苏辙兄弟为中心的姻亲集团，相互援引，紧密配合，在政治观点上表现出高度一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变法派里的一些投机分子开始背叛王安石，他们不断地内讧，造成内部分裂，不但削弱了变法派的力量，也给反对派以攻击的口实。这类问题过去讨论较少。张明华指出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表面上远离了朝廷的变法活动，实际上，他著书立说，为变法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他致书吕惠卿，维护变法派内部的团结；他接待苏轼，希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改变苏轼对变法派人物的看法；他时时关心变法，处处维护变法，为变法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伟国认为对王安石的评论，历来流行不少似是而非的观点：黜《春秋》之书；“商鞅能令法必行”；关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苟命矣，则如世之人何”等等。不少人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澄清错误观点，是王安石研究中必需解决的任务之一。范立舟梳理了王安石个人政治形象，由变法开展前在士林中饱享美誉度，变法展开后，则又污名化倾向的缘由，认为主要在于他极强的自信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自负。北宋政治在“祖宗之法”笼罩下呈现出浓郁的“保守”氛围，则是王安石蒙受污名的外部缘由。阮怡从新历史主义视角阐释笔记中王安石不同形象描述的成因。顾宏义指出南宋理学家朱熹所编的《三朝名臣言行录·丞相荆国王文公》对后世影响尤其重大。朱熹通过从表面来看似乎颇为客观的方法，用精心选择的、符合自己批判和否定王安石的新学及其所推行新法之标准的史料，向世人展示了被歪曲、丑化的王安石之“相”。南宋以后王安石的形象，李华瑞在《宋代笔记小说中王安石的形象》中梳理了王安石轶闻、事迹的流布，小说话本、讲史小说中的王安石形象，基本都是负面和丑化。近年研究者又补充了元杂剧中的“褒苏贬王”描写王安石的形象。在明代虽然以否定王安石为主，但也出现了部分著作高度赞扬王安石变法，为其辩诬，赞扬其变法的现象。王安石庆历七年在明州鄞县任知县，他在三年任上推行的县政治理，从宋代以来一般都认为是王安石在熙宁变法的先河，故一直受到王安石研究者的重视，也发表了相当多的论文，但是尚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也是事实。2015年3月29日，光明日报社和中共鄞州区委联合主办的“王安石县政治理思想当代价值研讨会”在鄞州举行。十余位国内知名专家以王安石治鄞为切入点，对县政治理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专家围绕王安石治理鄞州的政策措施、施政特点，鄞州县政治理实践对王安石变法的影响，王安石亲民思想与廉洁作风，王安石县政治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如何传承弘扬其县政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和热烈交流。2017年6月，人民出版社推出包伟民主编的“王安石县政治理研究丛书”，共有三部：范立舟《王安石为官之道》，魏峰、刘成国、郭红超《王安石鄞县足迹》，姜勇《王安石鄞县图鉴》。包伟民在出版前言中说这套丛书“尽可能从多方面展现王安石治鄞的历史经验与其现实意义”。范立舟以鄞县为起点，整理王安石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探讨熙宁变法中的鄞县经验，以深刻理解鄞县时期行政对熙宁变法的影响。同时通过分析王安石的官德来分析王安石在宋代政治文化中的角色。此前范立舟已经出版有《王安石的政治足迹》。魏峰、刘成国、郭红超在上编行实中还原了王安石作为地方官的政务活动和地方士人的互动，以王安石在鄞县期间的施政来考订其制度的渊源；下编《王安石鄞县行实诗文资料集及白话译文》考订王安石在鄞县期间的诗、文、书、启，并进行详细注释，准确全面地整理了王安石在鄞县的各类著述，以准确呈现王安石早期思想、文学的特征。姜勇通过文献研究，结合地方志，实地考察王安石在鄞县期间的遗迹，如广德湖、它山堰、太白山、西亭、众乐亭、永泰王庙、东钱湖、明州府城、鄞县属乡等，对各类遗迹、遗物、碑刻等实地拍摄，整理为图册，以图像资料形式记载王安石遗迹。王安石的鄞县施政与熙宁变法之间的因袭传承关系，是从前学界探讨的重点。张邦炜认为两者相同之中多有不同。前者一切围绕改善民生，重在富民，百姓的获得感强，因而政绩异常显著，王安石近千年来始终深受鄞县民众爱戴。后者以理财即增加财政收入、摆脱财政危机为主要目标，要在富国，民众的满意度差，以致变法最终失败。南宋最高统治者甚至将王安石定性为“万世罪人”。两者略加比较，不难看出，变法成败的关键在于民众是否尝到甜头、得到实惠。第一，宋神宗在变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王安石的关系。宋神宗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领导者，王安石虽然主导如何变法，但是变法能不能实行则取决于宋神宗，从这个意义来说，有宋神宗才有王安石，有宋神宗力排众议，才有王安石的变法。目前，研究宋神宗与变法关系在过往研究基础上，也有一些新的进展。朱义群认为宋神宗之所以起用王安石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神宗很早就对王安石具有深刻的印象，希望将他召回委以重任；另一方面，神宗对长期专政的韩琦产生不满，希望收回下放已久的权柄。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是具有浓厚的政治象征和文化隐喻意味的任命，在政治上象征神宗、王安石“君臣合作”的开端，在文化上隐喻王安石“以道进退”与“观时而动”相结合哲学的成功实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首次系统论述了宋代的“国是”问题，并对宋代党争作出了新的解释，以为“国是”的起始年系于王安石变法全面展开的熙宁三年，“国是”的核心是不许“异论相搅”，并且是由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共定。这个看法又在沈松勤所著《南宋文人与党争》一书得到引申和发挥。对此，李华瑞做了辨析，得出三点不同意见：一、宋神宗以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和施政纲领定为“国是”，不是始于熙宁三年，而是在熙宁元年。二、宋神宗选定“国是”的做法不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作单方面的决定”，而是恰恰与余先生和沈先生所论相反，是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三、熙宁时期宋神宗虽然对王安石变法给予大力支持，但是并未放弃“异论相搅”的祖训。崔英超认为立志雪祖宗“数世之耻”的宋神宗，一生与变法相始终，他发起、组织并领导了熙丰变法运动。在熙丰变法之前，宋神宗崇尚法家学说，已在富国、强兵、选仕制度方面初步形成了变法思想，虽然还不成熟，不系统，但已具雏形，成为熙丰变法思想的根基。宋神宗过度强化的皇权与变法改变“三冗”“两积”局面的目的又是相互矛盾的，从而成为导致熙丰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黄纯艳认为宋神宗朝与交趾、河湟和西夏间的战争须以宋神宗“恢复汉唐旧疆”的整体视野去认识，不能孤立地看待。北宋与交趾、河湟、西夏等政权相互交往时秉持着相互认同的华夷观念和朝贡礼仪，其国际关系格局是垂直结构和等级制，所寓含的逻辑与近代主权国家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下的平等和水平关系完全不同，不能以现代国际关系的话语解释宋神宗开边问题。姜锡东等认为内藏库原系直属于皇帝的财库，在北宋前期丝毫不受外朝宰相府、三司等的监管与干预。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熙宁年间，内藏库吏人开始受“仓法”约束，虽然神宗、哲宗时期内藏库的外朝化短暂而有限，但值得重视。以前笼统认为内藏库始终具有直属皇帝的独立性、特殊性的观点是不精确的。马玉臣认为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雷博认为北宋神宗朝元丰时期，是宋代礼制建设的重要时段，而在此之前的熙宁时期，也有编修《南郊式》，为后来的礼文变革提供了基础。王路平认为在宋神宗主持和推动下，阵法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将从中御”传统家法的束缚，阵法建设并未使北宋的军事能力发生改观。张蓉等认为熙河之役以后，北宋开始在河湟地区建置少数民族蕃学。李华瑞对王安石变法研究有两点新思考：其一，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评王安石变法以来，传统的观点多从阶级矛盾或社会矛盾发展的角度探讨王安石变法运动的兴起，把变法作为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观点仍然是现今大学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然而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可以是改革者试图变法的理由，但并非必然导致变法，因为王安石变法之前所面临的三大社会矛盾，从宋真宗朝起，就一直贯穿于两宋的历史当中，如果要讲社会矛盾尖锐激化，也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和宋徽宗统治后期，乃至南宋的大部分时期，而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之时恰恰是北宋社会矛盾相对较为平静的时期。所以除了社会矛盾这一大背景之外，是士大夫阶层变革力量的崛起与欲改变自宋真宗朝以来形成积弱局面的宋神宗的不谋而合——“得君行道”直接促成的。其二，王安石变法有两个层面，一是当时最高统治者为改变长期积弱不振国势、缓和社会矛盾进行的一场政治自救运动，以富国强兵为主：二是一场士大夫们欲实践其回到三代政治理想的社会变革运动。特别是王安石从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中受到启发，作为他观察社会、进行改革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南宋以来讨论王安石变法多集中于讨论富国强兵，而对回到三代政治理想层面的关注不多，实际上王安石执政以后采取的诸多新法和施政理念，贯穿了孟子政治理想的精髓。讲王安石及其变法需要将神宗与“绍圣”的哲宗、徽宗时期执行王安石政策措施一并给以考察，方能看到王安石学派践行孟子政治理想的全貌。张呈忠将过往叙述北宋后期六十年的历史书写概括为：以王安石为中心的“变法”，以司马光为中心的“更化”，以蔡京为中心的“变质”，构成了北宋晚期历史叙事的主流三部曲。“王安石变法”的本来含义是“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这种表达最早出现在元祐时期编纂的《神宗实录》中，南宋绍兴修史继承了这一观念。元祐之政在南宋具有典范意义，“元祐更化”的说法是南宋“更化”政治理念在元祐历史上的投射。近代以来“变法”的含义转为正面，意义相当于“改革”，而“更化”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善治”含义不再彰显。新法“变质”说主要是为王安石变法辩诬，其形成与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阶级分析法、商品经济论等新思潮密切相关。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王安石变法研究有重要突破的是，将北宋后期新法流变做整体的考察，即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有打破这种分割的趋势，如2006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的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Ebrey，与Maggie Bickford所编的《徽宗与北宋后期：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Emperor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一书，是一部由十三位学者所撰论文编纂而成的论文集。这部书的作者们强调从宋神宗到宋徽宗这三朝推行新法的连续性。换言之，也就是重视“绍述”父兄旧法的政治原则对哲宗、徽宗两朝政事的影响，并从徽宗重用蔡京的原因、收复河湟、党争演变、科举试题、新学等角度加以论证。而国内也有青年学者方诚峰把哲宗和徽宗时期称作“后变革时代”，“但‘后变革时代’绝不等于政治变革的停顿，因为司马光、哲宗本人、徽宗与蔡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将政治变革不断推进”。杨小敏将蔡京执政时的诸多政治、经济、军事政策置于北宋中期变法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较为客观的评价。李华瑞对其主编的《中国改革通史》宋代卷的观点做了重新反思，认为就变法的主线索来说，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是有继承和发展的。《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更是说“绍圣集团作为当时最具纪律性的政治组织，在财政和边事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达到而且超过了神宗君臣的功绩”，这个评论国内未之有也。李晓从政府采购角度重新认识王安石市易法的性质和目的，称：“市易法的内容不限于发展官营商业和借贷业，还包括对政府购买制度的改革；市易务也不仅是官营商业和借贷业机构，还属于重要的政府购买机构。市易法改革的对象是政府购买活动中的瘤疾—科买之弊：改革的目的是‘省公私烦费’，节约财政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市易务实施改革的手段主要是推行承包制，改革的步骤是先承包诸路上供物资的购买，再与免行役法相配套承包京师的购买，最后参与承包沿边军需粮草等物资的购买。尽管实际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但市易务承担政府购买职能并大规模推行承包制，终究是宋朝政府购买史上的重大制度创新，应给予应有地位和充分肯定”。李金水从美国制度经济史学派的视角较为全面地研究了王安石变法中的诸项财经新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不仅关注王安石经济新法的制度条文本身，而且注重其实施状况与调整变化。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把王安石变法的诸项财政经济变法之由来、推行及其调整，尽可能完整详细地揭示出来，并分析、总结其成败得失及其缘由。由于制度设计与制度调整的得当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地方官府的实际执行状况，故作者着力评述地方官府实施变法的效果。傅允生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出发，对青苗法和免役法作了新的考察。他认为青苗法只是封建国家的一项高利贷政策，它背离国家职能，弱化了社会保障功能，由于制度缺陷，除了给封建政府带来一时的财政收入外，无益于国计民生。免役法输钱免役，以募役替代差役具有制度创新的特点，体现了赋役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其积极作用与历史意义值得肯定。夏巍巍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新法的内容及在实施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将新法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适应当时的制度安排，所以得到较好实行的，如农田水利法；一类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不适应当时的制度安排，所以遭到非议的，如青苗法；还有一类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遭到非议的，如均输、市易法。以往主要从南北地域的差异去关注王安石变法的地域特点，新世纪以来则从历史地理、地方区域讨论王安石新法措施的实施经过和特点。张呈忠从理论方法自觉的角度提出推进熙丰变法时期地方史研究。他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朝廷是如何克服“地方性”而实现政令畅通的？二是熙丰变法时期地方政治生态有着怎样的变化？三是如何理解熙丰时期中央集权和地方凸显这一同时出现的现象？孙军凯、杨蕤认为无论是神宗时期宰辅进退的南北地理格局变化，还是王安石主持变法前主要交游对象的地域选择，以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而引起的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地域因素，均可看出王安石变法对宋代中枢南北地域格局和南北地域之争的重要影响。由此可知，地域因素是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南北地域观念一直影响着宋代的政治格局。陈晓珊认为新法措施在全国每个区域中展开，每个区域因其本身的特点促进或者限制了这场新法的实施效果，而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又给每一片区域带来了新的人文地理景观。是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分别讨论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中的各种历史地理现象，讨论了五个历史地理问题：一是宋代复式行政区结构的形成过程；二是全国各市易务的区位分布特点；三是在军事地理视角下，北宋士兵地域来源与驻守地对作战能力的影响；四是差役制度改革而带来的大规模州县裁撤现象，以及北宋中期行政区调整的若干时代特征；五是在不同区域中，推行水利工程建设的不同结果，以及河北移民与南阳盆地区域开发的事例。从现代新闻学角度观察熙丰时期党争的舆论之战，视角很有新意。魏海岩认为士大夫们在人材选用标准、变法合理性、改革路线等问题的认识上无法达成一致。历史的隐患和现实的分歧，使士大夫群体分裂出支持变法与反对变法两个子群体。双方在进奏院、台谏、行政、教育、科举考试、文学等领域展开了一场旨在影响皇帝、士大夫、百姓态度和行为的宣传斗争。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新闻传播最为发达的王朝，在官府有进奏院统一发行的进奏院状，在民间有非法出版的小报。旷日持久的口舌之斗，对变法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也促进部分反变法者更深入地理解新法，转变认识的积极一面。燕永成从流言传播角度，分析流言往往指向明确，迷惑性强，破坏力大，甚至有的还有意假借名人言论，或由名人发起甚至推波助澜，往往诱导着社会舆论的走向。第三，新突破：表现在对问题的拓展和过程细节的探讨。在青苗法的研究中，张呈忠首次关注青苗法实行过程中性质的变化，他认为神宗、哲宗朝普遍存在“抑配民户”的运作方式，徽宗朝则频频出现“形势冒请”的现象。在青苗法作用范围的50年内，财富移动呈现出从平民百姓到朝廷官府再到形势之家的轨迹，以致南宋建立之初朝廷以减轻百姓负担的名义将青苗法彻底废除。王安石变法时期财权分配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黄纯艳认为税权分配的财权分配体制在北宋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且存在地区差异，到南宋成为财权分配普遍性的基本制度。郭泽杰认为农田水利法是历朝中出台的较为完整而又很“专业”的一项水利革新措施。闫姿含认为北宋熙宁年间颁布的《农田利害条约》是中国历史上首部以鼓励与规范农田水利建设为核心的全国性行政法规，它的颁布内容及实施有力地促进了黄河下游农业的发展。朱正西、衣保中、董静懿认为《农田利害条约》引起了熙丰时期水利学术的大发展，《水利书》等著作陆续出现。对方田法施行的范围，已有研究成果和教科书说法不一。马玉臣认为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实施范围既不是行于“天下”，也不是“五路”，而是京东路、开封府界、河北、陕西等四路。刁培俊对保甲法的研究值得注意。他认为保甲法和募役法颁行后不久，保甲法和乡役法即混同在一起，保正副长等也渐次取代（兼代）了乡役名目，并辨析熙宁六年时，保甲的编制自十、五十、五百户改变为五、二十五、二百五十户，并成为此后保甲法和混同于乡役法后保甲编制的主要形式；熙宁八年闰四月之前，保甲法已经混通于乡役法了；就役法问题上的“元丰旧制”，是和王安石变法后乡役制度的重新编排有关的；已成为乡役制的保甲名目保正副，其设置和职责，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因时空之不同而有区别。黄敏捷发表数篇文章讨论免役法和与之相关的问题，认为熙丰时期由于以保正、保长、甲头代替耆长、户长、壮丁等乡役名目后，保甲乡役的无偿化与强制性也促进了私雇由州县役下移到乡役。通过对北宋神宗熙宁四年五月开封府东明县县民进京越诉一事进行研究，黄敏捷认为此事几乎导致雇役法的流产，变法派的合理处置最终化解危机。但这一事件对后来雇役制度的改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变法集团由此开始注意到新法的体系化以及各项措施之间的相互配合。役钱从较纯粹的地方财用，转变为朝廷与地方共同支配的财政收入，进而成为朝廷与地方争夺的财源。张锦鹏认为宋代出现了新的“富民阶层”，促进了免役法制度的创新：即“表面上是让从事农业经营的地主阶层专心务农，不受差役杂务的烦扰，实质是创造一个富民富国的经济环境”，而免役钱的征收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瓦解社会特权的成果。曹家齐以为对于北宋熙宁新法中的选举制度改革，既往研究无论是讨论宋代政治史、王安石变法，还是专门考察科举制度者，多将此问题置于“教育与科举改革”下进行论述，内容主要集中在其间对贡举制度之改革问题上，而少及铨选制度的改革内容，甚至有的将学校升贡改革亦予以简略化。实际上，熙宁时期对于选拔人才制度的改革体现为科举取士、学校升贡及铨试法等多个方面，各方面构成一个制度整体，准确表述应是“选举制度改革”。赖琼认为熙宁官制改革包括设置新的变法机构、部分恢复省、部、寺、监职掌及对官制的修补和调整，是元丰（1078—1085年）官制改革的前奏。王瑞明认为“不加赋”最根本的意思，即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诸如垦荒、煮海、采山、铸钱，以及交通运输，打击囤积居奇，稳定物价，保征供应，蠲租免税，赈灾救困，而厚风俗、一道德则尤为重要。王安石变法实现了“富国强兵”，不可不归功于其“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理财指导思想。王丽认为王安石变法中的役法、财政及禁榷制度改革给公使库的管理体制、钱物来源渠道等带来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地方公使库职能扩张，在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角力中，公使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实际上成为地方财政的“小金库”。劝课栽桑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中不为人注意的一项新法。它最初因宋辽边境的国防事务而设立，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却衍生出更多经济因素，体现了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典型特征。熙丰时期党争一直是研究王安石的重点，近二十年多从学术观点的对立进行解释。司马光在经学上与王安石新学形成角立之势，处处显示出与新学的对立与斗争：王氏尊孟，司马氏抑孟；王氏信奉《周礼》，司马氏置疑《周礼》；王氏以佛、道济儒，司马氏则拒斥佛、道。对于新旧党争中的“义利之辨”围绕在理财的步骤上，反对急功近利；在理财的内容上，反对与民争利；在理财的原则上，反对“聚敛”，主张“节用”以及从“为己”与“为人”的关系上给“仁义”以新的诠释进行剖析和解读。焦宝认为王安石变法给苏轼的仕途生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却给苏轼文学带来多重积极影响。首先，变法促使苏轼全面关注风云变幻的现实生活，客观上增强了其作品的现实性。其次，王安石变法的严酷现实丰富了苏轼文学的表现手法。再次，复杂的变法时政促成苏轼此期作品风格的多样化。关于“三不足说法的辨析。王荣科认为在北宋中期社会存在浓厚的敬天之威思想意识、崇尚祖宗之法、盛行诤谏之言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王安石，是不可能提出根本否定北宋传统政治文化的“三不足”之说的。“三不足”之说的各种来源，则表明它是反对变法的反对派编造出来的，用以丑化和攻击王安石。毕明良认为历史上的灾异谴告说意在用天的权威限制绝对皇权，而“天变不足畏”则意味着对天之权威的直接否定，同时也就意味着主张不受限制的绝对皇权。从王安石思想中天与皇权之关系的角度看，王安石不太可能向宋神宗进“天变不足畏”之言，也没有所谓的“天变不足畏”之精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有“均输后讫不能成”的说法，邓广铭、漆侠、王曾瑜、周良宵、陈振等都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李晓钩沉史料对此做了翔实论证，认为“均输法”真正实行过，并且一直延伸到北宋末年。马小凤在李晓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具体措施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完善，包括相关的史料都可以证明“均输法”确实实行过。魏天安认为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重要立法。许多学者认为，青苗钱年利率为40%，这是对青苗法的误解。青苗法又称“出息二分之法”，青苗钱法定年利率20%，是宋人的共识，其证据比比皆是。纪雪娟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青苗钱若不能知晓具体使用时间，则不能准确地计算出年利率的多少。若使用今天经济学概念“年利率”计算出的百分数也不能完全代表剥削的程度，在不确定使用时间时，使用“年利率”一词是不准确的。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始终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变法最受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看法最为纷纭的问题。李华瑞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中总结20世纪前半叶讨论失败原因达11条之多，后半叶更多达14条，而进入21世纪以来，此问题的讨论超过20世纪的总和，达30多条。这些讨论把变法中出现的局部问题——“优点中的缺陷”上升到整体，无限夸大了“失败原因”因素的解构意义，对于一场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衡量不能只见木不见林。新世纪以来从现实角度研究王安石新法已大大超过梁启超的“借古喻今”，而成了“借今喻古”。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在青苗法的研究中，跨学科的学者立足于现今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套用青苗法的借贷，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会得出青苗法对现今正反适用性启发的观察。这类文章颇多，它已不仅是“损害学术内容”，而是滑向历史实用工具。二是不加分辨运用西方社科方法和历史理论，对号入座，凡不符合西方经济理论所讲求的大企业、小政府和自由贸易价值标准，一般都被指为失败的原因，或被严厉批判。三是从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苛求变法。这类看法不一而足，这类研究已超出历史主义的范围，演化成对历史的拷问。在众人纷纷讨论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之时，邓小南对王安石变法成功与否的论断更符合实际：“王安石变法盖棺多年了还不能论定。新法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想不能一概而言，从富国强兵这个预期来说，应该说新法部分达到了目标，对于国家财政，从过去财政虚空、国库虚空的局面，扭转到库存充盈的局面，新法确实是有它的作用的。其他像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增加铨试（铨试即要做官的人都要考法律），这些做法其实都断断续续地坚持着。但是王安石根本性的追求，所谓的‘变风俗，立法度’，没有真正实现。所以王安石变法留给历史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能很简单地说是失败或是成功。”以上简要叙述了新世纪以来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状况，由于资料分散，挂一漏万在所难免。通过上述谈几点感受：第一，王安石及其变法得到全面铺开，王安石的文学、经学与变法得到同样的重视，这是此前一直未曾出现过的。王安石的经学研究逐渐后来居上，是新世纪以来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取得进展最重要的标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特殊时代曾将旧经学作为封建文化而否定，从1949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差不多半个世纪已缺少从传统经学的角度审视和梳理王安石的经学及其思想，虽然不乏用西方哲学理论研究者，但是毕竟有隔靴搔痒之憾。所以反倒是中国台湾地区和域外学者研究和辑佚王安石经学论著资料多有创获。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急起直追，但是经学断层的文化印记尚不能在短时间内消弭。第二，王安石变法研究趋于理性，与党争心态、阶级斗争理论渐行渐远。鲜活的王安石形象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大多数学人已能用平常心态对待过去的毁誉、恩怨、褒贬，这是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进步所在。第三，当然也必须指出，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仍持续了20世纪以来的“泛化”或“非学术化”倾向，这一方面是由于王安石本身兼具文学、经学、政治、财经多个面相，加之大起大落，话题广泛，议题多样；另一方面跨多学科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大致在宋代历史人物中无出其右者，所以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财政学、法律学、管理学诸学科的学人各取所需，或者各取一瓢，使得王安石研究似乎是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箩筐。而为现实政治服务一直是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未能脱俗的窠臼。同时，新法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个人文集遗失不存，也是不能客观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要原因。第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运用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诠释学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可以说现今已蔚然成风，若从开启新视角而言，无疑对打开眼界；启迪思路，多元化多层次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是大有神益的。但若从模式化；理论化；标准化去对号入座解构王安石及其变法，就会像昨日流逝的王安石时代到今日的距离越来越远，王安石被跨越时空看似很近其实更远，有时不免扪心自问现今某些论著中的王安石还是宋代的王安石吗？或者总感到中间有一层不能被捅破的窗户纸隔着。第五，毋庸讳言，虽然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现今仍缺少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整体研究，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一部包括王安石文学；经学；变法及其时代整体；全面而有深度的研究著作。王安石研究的难度远远大于宋代历史人物中的任何一位、整体；全面观察王安石及其变法，需要具备精深的文学；经学和宋代历史研究素养，且在文史哲领域，即使不能像王安石那样取得一流的高水平的成就，至少应该是宋代文学；经学和历史领域的通家，庶几才可能真正全面登堂入室。郑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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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